導讀：所謂企業工資指導線，是各地政府根據當年經濟發展調控目標，向社會發布的年度工資增長水平的建議。具體而言，企業工資指導線分為上線、基準線和下線三項。其中上線又被稱為“預警線”。
　　從1993年提出，1994年試點到2000年之后全面推廣，“企業工資指導線”更像是當地政府對當年經濟和工資增長預期的“晴雨表”。
　　今年以來，這一“晴雨表”出現了變化：從企業工資指導線中的“基準線”一項觀察，很多省區市從此前普遍超過10%，一下回落到10%以內。
　　這是統計了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東、內蒙古、山西、云南、四川、陜西、江西和新疆等11地公布的最新信息而了解到的。其中的絕大多數省份都下調今年的企業工資指導線的增速。
　　各地下調企業工資指導線折射出多重訊號。首先，與宏觀經濟新常態同步，受企業效益和利潤影響，工資也進入增速放緩的階段；其次，人工在企業綜合成本中占較大比重，合理控制工資增長利于減輕企業負擔。
　　但廣東省社科院企業研究所所長林平凡指出，下調企業工資指導線在客觀上對減輕企業負擔有幫助，但切忌將此作為“降成本”的手段，本末倒置，供給側結構中的“降成本”仍需要政府從稅費、制度性交易成本、融資成本等方面有更多作為。
　　多地企業工資指導線下調
　　讓我們想象一幅畫面：不斷增高的中國工人工資，使中國制造業成本攀升，導致制造業外遷。然后，結果呢？工資的高增長還能夠持續嗎？
　　目前最新的信號是：企業工資似乎進入增速放緩的新常態。這一信號是由企業工資指導線透露出來的。
　　所謂企業工資指導線，是各地政府根據當年經濟發展調控目標，向社會發布的年度工資增長水平的建議。具體而言，企業工資指導線分為上線、基準線和下線三項。其中上線又被稱為“預警線”。
　　盡管企業工資指導線并不具有強制約束力，但卻仍具備重要的參考價值和意義。同時，它仍是企業與職工工資協商的參考依據，也與每年企業工資增長的實際情況基本一致。
　　2016年，北京、天津、河北、山東、內蒙古、山西、云南、四川、陜西、江西和新疆等11地公布的當年企業工資指導線中，絕大多數省區市進行了下調。
　　這11個省區市的“上線”和“基準線”均下調，而“下線”除少數省份與去年持平、北京上調0.5%外，其余也均下調。
　　值得注意的是，此番下調后，這11個省區市的企業工資指導線的“基準線”，也全部降至10%以內，也意味著將有更多的人工資增長進入“個位數”時代，告別過去的高增速。
　　“上線”方面，盡管仍然維持10%以上，但各地則普遍降幅較大，多數下調4%-5%，最高達到7%。“下線”作為托底，雖也普遍下降，但降幅不大，調整后大多維持在3%。
　　從各省區市的具體情況來看，這11個省區市中，天津的“上線”和“基準線”都最高，分別達到16%和9%；其次為北京，分別為15%和9%。并且，兩市的降幅亦都較小。
　　與之對比，煤炭大省山西的企業工資指導線的“上線”在11個省區市中降幅最高，達到7%。而山西的“基準線”為7%，與陜西并列為最后一名。
　　這也與各市的經濟發展情況相呼應。數據顯示，上半年，天津的GDP增速達9.2%，而受困于煤炭去產能的山西，GDP僅僅增長3.4%。
　　不過，即便存在一定的差距，但企業工資指導線下降仍是一致的事實。需要指出的是，企業工資指導線下降，并非意味著工資進入負增長，只是意味著漲勢不再那么強勁。
　　對此，云南省人社廳就分析稱，適當下調工資增長指導線，與該省的宏觀經濟形勢相協調，并且也符合該省企業經營和發展壓力較大的實際狀況。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所所長張車偉認為，這和經濟增速放緩的大背景有關系，工資指導線下降實際上反映了現在企業工資增長潛力比較弱的事實。
　　林平凡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分析，中國經濟告別過去高速增長的階段，企業工資指導線根據現實情況作出調整，也是一種新常態。
　　合理控制工資增長
　　作為企業綜合成本中占比重較大的一塊，合理控制企業工資增長，當前的另一層現實意義還在于能夠在某種程度上減輕企業的負擔。
　　多位企業家介紹，人工成本約占企業綜合成本50%-60%，并且過去數年間，伴隨著勞動力市場變化，企業工資成本持續走高，持續快速增長已成壓力。
　　“過去幾年，我們公司的工資年均漲幅為10%-15%，市場機制下，不漲招不到人，即便生意不好，廠家還是為留住員工相互比拼，所以越漲越高。”廣東聚大智能家具有限公司董事長張錫林說，從現在的經濟形勢看，合理漲幅應為10%以內。
　　張錫林還認為，政府發布企業工資指導線，或能在現有勞動力市場的基礎上，提供一個參考標準，避免因企業爭搶勞動力等因素而造成的工資過快增長，但關鍵還在于如何與市場機制有效結合，而解決企業人工成本過高的根本在于充足的勞動力供給。
　　事實上，當前推進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降成本”是重要任務之一。
　　稍早前國務院印發的《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方案》也再次提出，合理控制人工成本上漲，要求工資水平要保持合理增長，以及健全勞動力市場體系，并且統籌兼顧企業承受能力和保障勞動者最低勞動報酬權益。
　　今年以來，包括調整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幅度和調整頻率、降低企業社保繳費比例、降低企業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等多項“降成本”舉措在國家統籌下陸續推開。比如，作為勞動力最大市場的廣東，其供給側改革方案明確，該省近兩年暫不調整最低工資標準。
　　分析人士指出，企業工資指導線與最低基本工資表現方式不同，但是內在邏輯相通，互為補充，均為政府宏觀調控國民收入分配的基本方式，當前也均與“降成本”息息相關。
　　需要指出的是，從“建議”的角度，各地的企業工資指導線還提供了更為靈活的指導。河北省人社廳表示，受化解過剩產能、淘汰落后產能、大氣污染治理影響，確因經濟承受能力不足，不能安排工資增長的企業，可根據自身經濟效益和經營狀況合理調整工資水平。
　　北京市人社局也提出，效益情況與往年持平或略有下降的企業，可結合自身實際參照“下線”安排本企業的工資增長水平；經營虧損、職工工資發放出現困難的企業，經與工會或職工代表協商，工資可以零增長，但支付給職工的工資不得低于本市最低工資標準。
　　林平凡認為，某種程度上，從當前經濟的現實困難，無論是從宏觀的產業調整還是企業轉型升級，都可以看出企業工資指導線下調的重要意義。
　　不過，林平凡還建議，即便下調企業工資指導線從結果導向，從客觀現實層面上對降低企業成本具有作用，但是切忌將此作為“降成本”的手段，出現本末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