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混雜”，在而今的藝術界是非常流行的詞匯，卻實際上已經與海洋一樣古老了。在大航海時代，各大洲的居民認識了彼此，與此同時，海上絲綢之路開始輸送混合了多種文化基因的紡織品。相似的故事也在陸上絲綢之路上演。而今，我們可以從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展覽“交織世界：全球紡織貿易史1500-1800”中一覷當年的景象。
18世紀印度出口英國的床罩，其紋樣是英式的，描繪的動物來自印度。
18世紀中國出口歐洲的雙面掛毯，其花瓶放置在一塊典型的中國式假山石上。
17世紀中國出口歐洲的被單，其四個角落的小人穿著當時歐洲流行的服飾。
18世紀印度出口泰國的衛兵制服
18世紀印度出口日本的花布，可能是用來制作腰帶的
18世紀中國工匠根據印度帕拉普爾繡出的中國式帕拉普爾
2005年，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舉辦的“馬蒂斯：夢之編織——他的藝術和紡織品”大展上，美國裝飾藝術策展人阿梅利亞·佩克（Amelia Peck）被要求對畫面中一塊藍印花紋樣的淵源作出解釋，類似的花紋曾經出現在馬蒂斯的多件作品中。
這種花紋長久以來對紡織學者一直是個謎。所有已知的這類藍白相間的印花設計的各種變體存放于不同的博物館，學者很多年來一直認為這是美國早期印花織物的一個獨特設計。直至1950年代的一塊織物上發現了一塊英國的標簽，盡管在英國從未發現過這類織物，學者開始相信這是由英國制造并出口到美國的。而在馬蒂斯大展中，人們發現馬蒂斯曾于1905年在法國巴黎的二手商店購買到一塊類似的織物，這引起了佩克的興趣。
佩克開始研究這類織物。首先，她找到了來自印尼的蠟染印花布。這類花布在19世紀初期非常流行，并且有多種變體。另外，在印度，印染技術已經持續了上百年。“沒有證據表明，這類歐式風格的美國紡織品是由印度人設計的。但通過深入廣泛的閱讀，我意識到，當時大量紡織品是由印度藝術家制作并銷往海外的。”于是，她開始前往那些在18世紀與印度聯系密切的歐洲國家。“（在阿姆斯特丹的荷蘭皇家博物館）我發現一件來自印度的紡織品，它通過荷蘭東印度公司流傳到荷蘭，它的紋樣和我們在美國看到的非常類似。”
佩克所苦苦尋求的答案逐漸明晰。但她希望知道更多。她想知道，來自亞洲、歐洲、美洲的紡織品互相之間的關系；她想知道，在早期的大航海時代，文化和藝術如何通過紡織品在各大洲之間傳播和交流。對于這些疑問的探尋逐漸催生出下一個展覽的主題：“交織世界：全球紡織貿易史1500-1800”。
“30多年來我一直在研究美國紡織歷史，但從未將視野擴大到更廣泛的世界。”她說。大部分學者都認為殖民地時期的美國紡織品是來自于英國的。“通過這塊紡織品，我開始想知道還有哪些圖樣是通過這種方式來到美國的。”她說，“后來，我逐漸被印度和中國的面料吸引了。”
學者對于香料貿易、瓷器貿易的研究已經非常充分，她表示，然而美國與其他地方的織物貿易并未受到足夠重視。大都會博物館收藏有大量來自全球各地的紡織品，但這從未成為大型展覽的主題。
“交織世界：全球紡織貿易史1500-1800”試圖從全球視野來審視紡織品的設計，并講述長達三個世紀的國際紡織貿易的歷史。展覽從2013年9月16日延續至2014年1月5日。
文化的混雜
“全球交織”將掛毯、襯墊、衣物、棉被等各色紡織品匯聚在一起，“通過一種美麗的視覺方式講述貿易與經濟的歷史。”佩克說。
整出展覽根據地理和主題進行組織，共占用了9個展室空間。每個展室都像是一個寶庫，值得數小時的愉悅研究。展覽呈獻了130件紡織品，近30件服裝，還有相關的繪畫、版畫和書籍。床罩和被套、地毯和掛飾、居家或教堂中使用的窗簾。可以穿著的包括披肩和圍巾、日本和服及教會法衣，普通的夾克，還有進口絲綢制成的奢華的禮服。
本次展出的大多數紡織品都是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收藏。以往它們鮮有展出機會，因為它們本身是文化混雜的產物，通常無法歸入某一特定文化的主題展覽中。因此，本次展覽是9個部門的策展人聯合策劃的——涵蓋部門之數量也創下大都會博物館的紀錄——主持者即是博物館美國裝飾藝術部門的策展人佩克。
展覽首先關注葡萄牙與中國、印度的海上貿易。中國擁有華麗的絲綢和刺繡，印度擁有美麗的棉布和特殊的印染技術，在17世紀，這些技術在全世界是獨一無二的。歐洲人對于東方的紡織品向往已久，佩克說，17世紀，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造船術不斷精進，海洋間的香料貿易繁榮發展，與此同時，歐洲人對于東方紡織品的渴望愈發強烈。
“突然之間，這么多擁有美麗色彩的布料進入市場，一定引起了轟動。”她說，“人們對于平庸的羊毛、亞麻習以為常了，突然之間那么多價格低廉的印花布料進入人們的視野，讓他們感到非常興奮。歐洲人從來沒有見識過印度的色彩。”
通常歐洲的商人會在當地定制某些特定的在歐洲比較受歡迎的款式、設計，因此中國、印度的商人也逐漸開始對歐洲的流行花樣了如指掌，他們會在這些基礎上加入一些當地的風格。如果這種異國情調在歐洲市場上受到了歡迎，它很快又會成為新的流行款式。紡織品的圖案、設計就在這種往復交流中不斷發展變化。這也解釋了很多紡織品圖案的來源，例如說馬蒂斯的作品——印度風格的歐洲版畫——那么難以追蹤其源流。
展覽追溯了世界早期航運貿易歷史，沿著紡織品貿易的路線——歐洲、美洲、亞洲——關于設計、技術、時尚的思想傳播到天涯海角。結果是，繡花、編織、染色、印花等各種工藝產生了卓越的發展。當不同文化吸收、學習了彼此的傳統和形式后，變化的品位、時尚在紡織品上留下了歷史的痕跡。
埃及的紡織品從公元六七世紀開始就借鑒了波斯絲綢的基本圖案；中世紀歐洲教堂庫存清單曾提及許多東方絲綢；14世紀的印度絲綢明顯受到中國絲綢基本圖案的影響；魯本斯筆下有身著中裝的男人；17世紀荷蘭、英國人的晨衣仿佛是日本和服式樣；18世紀秘魯的窗簾仿佛是從意大利帕多瓦喬托小教堂拆下來的……在各個東印度公司成立后，印歐紡織的基本圖案也體現了印度紡織業對歐洲防治設計的影響，并成為西方紡織設計師設計理念的一部分。“文化的混雜”，在而今的藝術界是非常流行的詞匯，卻實際上已經與海洋一樣古老了。太陽之下并無新鮮事，全球化亦是如此。
“這真是令人驚嘆，如此小的一個角度，卻能管窺整個世界。”佩克表示。
文明的初遇
故事并非總是美好的。公元1500年以后，歐洲的海上貿易企業和殖民地區蓬勃發展，隨之而來的，是殘酷的戰爭、奴役和數以百萬計的奴隸。
為了與其他的貿易帝國競爭，歐洲人試圖主導珍貴的紡織原料，以及紡織藝品的貿易。與此同時，紡織品的圖案記載了歐洲帝國主義所帶來的文明的沖突以及對于勝利的炫耀，同樣也承載了歷史對于全球擴張中的破壞和暴力的指摘。
展覽中有兩件精致的印度掛簾。一幅是繪就的，另一幅是繡成的。兩幅掛簾都通過精細的技巧展現了航海旅行家和當地土著人之間的戰爭沖突。
其中一幅印度刺繡作品誕生于17世紀，圖示了歐洲海上貿易網絡擴張時所帶來的殘忍景象。騎兵和步兵分別對峙，他們身下是累累尸骨。高揚的國旗展現對陣的一方是來自歐洲的基督教傳統的軍隊，而左下角哈布斯堡的雙頭鷹則顯示，這一掛簾是為了彰顯葡萄牙人在戰爭中獲得的勝利。
葡萄牙人于1498年發現了直通印度的航線，自此也導致了陸地和海洋上一系列軍事沖突，沖突的對手是其他海洋貿易帝國，比如奧斯曼和波斯。直至17世紀初，英國、法國、荷蘭等國家也加入了沖突，他們開始挑戰葡萄牙人在印度洋的霸主地位。
另一幅掛簾是保存完整的印花棉布，展現了戰爭的壯觀景象。這幅掛簾可能是為了慶祝英國成功從法國人手中奪得了印度東南海岸的本地治里而制作的。畫面中的英國部隊（舉著米字旗）正在與當地士兵并肩作戰。印度軍隊穿著穆斯林長袍、留著濃密的胡須。另一支部隊則以鳶尾花和皇冠代表，即是被擊敗的法國東印度公司。
另外一件來自英格蘭的棉被上，印著庫克船長1779年第三次抵達夏威夷群島的故事。起先的畫面記錄著當地的和平風光，以及船長的登陸。最后一幅景象，則是在一場沖突后，暴躁的島民和船長的尸體。
由于紡織品的特性，展覽內容通常并非具象的，但歷史本身會講故事。路易十六在位時曾經定制了關于四大洲的掛毯，也許他本來準備將之作為外交禮物贈送給喬治·華盛頓。但訂單最終并未兌付。（不久之后法國大革命爆發，法國國王在1793年被送上斷頭臺。）16世紀，歐洲人喜歡以人物來呈現四大洲的不同形象。在這些掛毯制作的那個時代，四大洲的形象已經很鮮明了。在這套掛毯中，代表亞洲的一塊遍布了香料、茶葉、珍珠、瓷器、絲綢；非洲部落的酋長以象牙和鴕鳥羽毛與歐洲人做貿易，他們統領著動物橫行的荒野；歐洲以藝術、戰爭、商業作為其代表元素；美洲部分，云霧上的人們手持一面美國國旗，其中一位天使的盾牌上是代表法國的三朵鳶尾花，代表著法國和美國人站在一起。這套掛毯連同與其配套的沙發和扶手椅首次共同展出。
在藝術史專家看來，這種容納四大洲的圖示是赤裸裸的帝國力量的炫耀。
紡織品容易儲存、運輸，常常在交易中被當作硬通貨使用，交換香料等商品——其中也包括奴隸，他們常被視作出口和銷售的商品的一種。
西非的商人是挑剔的客戶，為了取悅他們，外國商人向他們提供精選的紡織品，例如，帶有圖案或條紋的精美的印度棉布。這一市場有利可圖，直到18世紀中葉，歐洲紡織商開始專門為大西洋奴隸貿易提供來自印度的棉布。
這類紡織品也提供了個人、集體表達的機遇。上等的絲綢是少部分人才能夠擁有的，但大多數人至少擁有一件棉衣。在殖民地，無論是被奴役的還是自由的有色人種，都喜歡使用顏色鮮艷的包頭巾，一方面是顛覆歐洲的權威，同時也為了保持文化傳統、構建個人身份。
令人著迷的異國情調
17世紀末期，通過歐洲、亞洲、非洲、美洲之間的海上航線進行的貿易，同樣扮演著文化和信息交流的角色。書本、雕刻、裝飾品提供的文本和視覺素材——尤其是通過紡織品——引起了人們對于所謂“異國情調”的狂熱。
珍奇的植物、動物、建筑的圖像，繪畫、象牙、瓷器、絲綢上的肖像，呈現了歐洲人對于中國、印度、土耳其的想象，同樣呈現了非洲、亞洲的居民對于歐洲訪客的反應。由此產生的設計和藝術品呈現了東西方對于彼此的好奇，以及混合著奇跡、誤解和模仿的一系列視覺藝術圖景。
1499年，葡萄牙航海家瓦斯科·達伽馬從印度返回歐洲，印度遍地黃金的消息在歐洲傳開了。商人蜂擁而至，到處挖金掘銀，搜羅珍珠和香料。與此同時，他們發現印度與波斯之間的印花棉布貿易已經發展到相當成熟的階段，貿易網絡還一直延伸到東南部的香料群島。來自英國、法國、荷蘭等地的商人看準了印度織物在本國的巨大商機，將本國的設計圖冊帶到印度。17世紀末，具有印歐風格的織物出現在市場上，迎合了英、法、荷的不同品位。
16、17世紀，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特邦為當時的莫臥兒王朝提供頂級的刺繡織品。當歐洲商人抵達印度時，這個地區逐漸開始針對海外市場調整產品設計。展覽中一件18世紀的床罩是專為英國市場制作的。當地的織布工人借鑒了歐洲紡織品的紋樣，螺旋形的花紋配上調皮的動物，很顯然擁有英國風格，但其中描繪的不少動物卻是在印度才有的。
當時，一種極受歐洲各國歡迎的圖案是具有印度-波斯風格的“生命之樹”——這類織物有一個名字叫做帕拉普爾（palampore）——樹上長著葉子，盛開著鮮花，結滿了果實，具有歐洲風情的花朵鑲嵌在印度-波斯的民俗圖案中。據說，這類圖案很可能是從中國傳到英格蘭的，后來被英格蘭的商人作為范本送到印度織造作坊，隨后印度人根據模板做出了自己的織物。這些制品又反過來激發了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本次展覽中有多件“生命之樹”，分別是印度織工融合了不同地域的風格創作而成的。最為絢爛的或許要數第六展廳中一件18世紀中葉的帕拉普爾，金色的棉布上多彩的絲線繡花，著力于展現一種仿佛是畫出來的感覺。尤為引人注目的是，樹木生長的地方是一塊中國式的假山石，充滿幻想色彩的花朵同樣精致無匹。
提及帕拉普爾，展覽中有一件獨特的“中國式帕拉普爾”尤為引人注意。這是18世紀晚期中國廣東的工匠根據印度帕拉普爾的圖樣繡出來的。
在當時的印度，紡織品出口作坊蓬勃發展，不僅僅銷往歐洲和美洲，同樣接受來自印尼、日本、泰國、斯里蘭卡等地的訂單。展覽中有一件18世紀的棉夾克，是為泰國國王的皇家衛隊制作的，其背面是一張奇形怪狀的惡魔的臉。
18世紀初，中國織工同樣善于迎合歐洲品味設計絲織品。中國和西方的圖案奇妙地融合在一起，其產物是與兩種傳統截然不同的新美學。
17世紀上半葉，一幅遠銷葡萄牙市場的中國制造的繡花綢緞上，文化沖突更為明顯。這幅圖像是根據歐洲版畫創作的，描繪了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拐走希臘王后海倫，然后引發了特洛伊和希臘之間長達十年的征戰的故事。浸沒于戰事中的是巴洛克風格的健碩身體，然而他們的背景卻是中國式的建筑、云彩和水波。間或穿插其中的似乎還有中國風格濃郁的獅子狗、鳳凰和女妖，仔細看來，又像是戰士身上的盔甲、肩章。畫面上，人物的臉孔和四肢是用歐洲風格直接畫在棉布上的，當地的中國工匠應該是通過歐洲傳教士學會這種方式的。對于顏料的分析也支持跨文化交流的說法，因為其中一種藍綠色的顏料在亞洲并不使用，而另一種白色的顏料在日本很普遍卻在當時的歐洲從未出現。
18世紀中國的雙面掛簾技藝同樣深深吸引了西方貴族。本次展出的一件掛簾上，一面是深黃色，另一面是紅色。其主題是一束鮮花，它與典型的中國式花卉不同，其中心突出，與花瓣對比顯著，印度的出口紡織品也具有類似的植物形式。其花瓶放置在一塊典型的中國式假山石上。兩邊的刺繡各不相同，卻都精彩非凡。根據標簽介紹，這是一件床上的掛簾，床上的人看到的是紅色的那邊，而床下的人看到的是黃色那邊。
并非所有的文化混雜都需要長途跋涉。有一部分展出的紡織品是相鄰文化之間融合的產物，比如有一個展廳專門展現西班牙統治下的墨西哥（在那里精美的刺繡是專門的技藝）和南美洲（在那里印加人的后裔擁有非凡的編織技巧）的技藝。在一件秘魯婚紗上，既有印加的幾何圖形，也有西班牙的點陣紋樣。一個墨西哥的披肩卻擁有迷人的亞洲伊卡特風味，展現了人們在游船上社交、聚會的場景。花與藤蔓將一個個場景分隔開來，而這樣的花與藤蔓也出現在展覽的不同部分的各個角落。
展覽中有一件1786年誕生于墨西哥的婚禮床罩，它運用了墨西哥的棉布、中國的絲綢和來自歐美的染料，這是一件典型的全球文化交織的產物。
通過各種各樣的紡織品，文化的交匯、穿插、繁衍、發展以生動的方式呈現在觀眾面前，而展覽中技術和材料的莫測變化也讓參觀者流連忘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