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紡織業為抓手穩定我國出口

　　穩定紡織品出口與我國外貿結構轉型并不矛盾。狹義的紡織業是指海關統計中的紡織紗線、織物及制品，不包括紡織服裝、鞋、帽制造業。一般認為，紡織業是高污染行業。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論。近年來，許多大型紡織企業也在響應國家號召，走節能環保生產之路。真正難以根治的是許多小型紡織企業，這類企業沒有動力也沒有能力進行節能減排。在目前外需不振的背景下，許多大型紡織企業都面臨經營困難的局面。如果不能采取措施提振紡織行業生產和出口，幫助企業渡過難關，企業只能將目標定位于生存，將失去轉型的后勁。這反而不利于外貿結構轉型。

　　穩定紡織業出口反而能起到穩定我國整體出口的作用。紡織業是我國的傳統優勢產業，2014年，紡織品出口6888億元，占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總額的23.1%，占當年總出口額的4.8%。而且，紡織出口企業解決了大量就業，吸納就業人數上千萬人。但近年來，由于國內外各種原因，紡織品出口增速較低甚至呈現負增長。2014年紡織品出口僅增長3.8%，低于4.9%的總出口增長率；今年上半年，在總出口同比增長0.9%的背景下，紡織品出口卻下降0.7%。盡管我國紡織品出口僅占總出口的4.9%，但是如果考慮到下游行業的紡織服裝、鞋、帽制造業，則二者出口合計占總出口額的比重達到14.4%。穩定紡織業出口還可以通過帶動下游行業出口穩定總出口增長。

　　二、紡織出口企業面臨的主要困難

　　第一，進口棉花配額有限，使我國出口企業相比其他國家面臨更高的生產成本，從而不利于國際競爭。在原材料供應方面，自2011年國家實施棉花收儲政策以來，紡織出口企業面臨“封閉的原料市場、開放的產品市場”的局面，國內外棉價一直保持較高價差。這不利于加工貿易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2013年之前，政府對于有競爭優勢的大型加工貿易企業給予重點支持，進口棉花配額發放能保證企業80%的用棉量。但是，2014年8月之后，國家發改委開始控制甚至停發棉花配額，迫使所有出口企業使用新疆棉和地產棉。目前，對于加工貿易企業而言，發放的進口配額也僅能滿足20%的用棉量。國內棉花價格大大高于進口棉，使企業生產成本大幅增加，紡織企業無法在國際市場上與印度、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國紡織企業進行競爭。

　　第二，棉檢機構不能嚴把棉花質量關，棉花質量存在問題。我國棉花質量與進口棉花質量還存在不小差距，比較突出的問題是國產棉花“三絲”現象比較普遍。目前，國務院質量監督檢驗檢疫部門主管全國棉花質量監督工作，由其所屬的中國纖維檢驗機構負責組織實施。對于地方而言，各級纖檢機構開展棉花質量監督檢查工作。但是，棉花質量檢驗弄虛作假問題較為突出，檢驗機構給棉花經營者發放高于實際質量的公證檢驗證書。不僅給使用棉花的紡織企業造成經濟損失，還使得原材料質量不過關，在與其他國家企業生產的紡織產品進行競爭時存在劣勢。

　　第三，紡織企業增值稅“高征低扣”使企業稅負過重。紡織企業購買棉花的進項稅率是13%，銷項稅率是17%，由于企業應納增值稅額等于銷項稅減去進項稅，這意味著即使企業沒有價值增值，也將承擔4%的稅負。進銷項稅的“高征低扣”使紡織企業多承擔4%的稅率。全球金融危機前，由于紡織企業利潤較高，尚能承擔額外的稅率。在目前紡織企業利潤率已經極低的背景下，“高征低扣”現象無疑給企業經營造成極大困難。

　　三、穩定紡織品出口的政策建議

　　第一，將進口配額主要發放給出口企業，使進口棉花用于企業生產出口品。今年，發改委按照我國的入世承諾，發放89.4萬噸的棉花進口配額。由于進口棉花價格顯著低于國內棉花，因此多使用進口棉能有效降低出口企業的生產成本。企業出口的紡織品主要是在國際市場進行競爭，競爭對手是國外低成本的企業，因此應該將進口配額用于生產出口品的部分。建議收回已經停產企業和非出口企業的配額，將進口配額主要發放給出口企業，使進口棉花用于生產出口品。在運用上述政策使得紡織出口企業能夠擴大出口之后，為鼓勵這些企業多使用國內棉花，可以考慮對使用國內棉花達到一定規模的企業多分配進口配額。

　　第二，國務院質量監督檢驗檢疫部門可向地方派出工作組，巡查棉花質量監督檢查失職問題。國務院質量監督檢驗檢疫部門應采取措施嚴查地方棉花質量監督檢查失職問題。派出工作組赴地方調查棉花質量監督檢查工作，對于違反《棉花質量監督管理條例》的專業纖維檢驗機構、政府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依據條例嚴懲不貸。

　　第三，提高棉花進項稅率，使紡織業進項稅率、銷項稅率一致。目前，山東、安徽、河北、陜西等地已經開始試點，對紡織企業執行統一稅負。具體而言，將棉花進項抵扣由13%提高到17%，使進項、銷項稅率一致，同征同扣，從而減低紡織企業增值稅負。該工作使紡織企業看到生存希望，有效穩定了紡織企業的生產和出口，取得了一定成效。相關部門應一邊擴大試點范圍，一邊總結試點經驗，盡快在全國層面出臺相關政策，解決紡織業增值稅“高征低扣”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