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頓Suffolk University教授薛涌撰文：如果中國繼續在“襯衫經濟學”中固步自封，創造不出一個真正的市場經濟，衰落或將是不可避免之途。
幾年前，周其仁先生為“襯衫經濟”大唱贊歌，乃至“不能不看好中國”。“中國經濟比美國更自由”等等論調也不脛而走。這種“優越”的經濟，如今給中國帶來了什么呢?
最近《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連續發表幾篇長篇報道指出，2010年的加薪潮，反映了中國勞動力短缺的總趨勢已經在現實中發生了難以抵御的影響，并將大大砍掉中國經濟的增長率。
文章用圖表顯示，到21世紀10年代，中國經濟增長“保八”基本已經不可能，其中2011-15年的GDP平均年增長率預計低于8%，2016-20年則為7%左右。到2021-25年降到7%以下，2026-30年則降到6%以下。這種下降趨勢，和中國勞動力供應的萎縮基本是同步的。
2015年，中國勞動力供應到達頂峰，并開始下降。由于低端制造業使勞動市場以干粗活兒的非技術工人為主導，一般勞工到65歲以前就退休，年輕勞動力的供應成為關鍵。
但是，也正是年輕一代數量減少得最厲害。其中16-24歲的勞動力供應已經到了頂峰，并在未來12年將下跌三分之一。
在廣東中山市，許多工廠缺員率達15-20%，乃至出現老板開著豪華車上街招募勞工的奇景。
有關專家估計，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充足廉價的勞動力對GDP年增長率的貢獻達1.8%;但到了2030年，勞動力供應萎縮則會砍掉GDP年增長率的0.7%，這一上一下，就是2.5%的年增長率。
與此同時，在勞動力最為密集的產業之一的紡織服裝業，越南和巴基斯坦的勞動力價格僅為中國的三分之一。
以美元計算，中國沿海省份的最低月薪為117-147美元，孟加拉則僅為24美元。孟加拉一個掙得不錯的服裝業女工，月薪也才64美元。
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的估計，如今孟加拉是排在中國和土耳其之后的第三大服裝出口國。孟加拉人口1.6億，其中有7000萬勞動人口，估計可以替代2000萬個中國的工作。
供應沃爾瑪等商業巨頭的香港公司Li&Fung，去年在孟加拉的生產增加了20%，在中國的生產則下降了5%。
當然，像孟加拉這樣的國家，還有許多發展的障礙需要克服。最糟糕的是教育不普及，識字率僅55%，和中國92%的水平相去甚遠。結果，這個國家工人的勞動生產率水平僅為中國工人的四分之一。
另外，基礎設施的落后也是個發展瓶頸，沒有中國那樣的高速公路和電力網，乃至每天6-7個小時處于斷電狀態。但是，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初，這些方面也相當落后，追趕起來很快。
令人驚異的是，孟加拉在如此落后的條件下，從2004到2009年的服裝出口竟翻了一倍。況且，像孟加拉這樣的地方，在世界上還有很多。
曾在克林頓政府中擔任負責國際貿易的商務部副部長、前耶魯商學院院長JeffreyGarten幾年前警告美國：讓制造業過分集中在中國，就像把石油過分集中在中東一樣，有相當的風險。
中國的制造業一旦因為危機、恐怖襲擊、災害等因素停運，依賴中國供應的美國就可能發生日用品的供應危機。
因此，他主張全球制造業的分布要多元化。特別是在離美國近在咫尺的中美地區，應該設有制造業基地。這一觀點，代表著西方長期以來的擔心。
所以，西方國家歡迎更多的第三世界國家取代中國的制造業，一有機會就會毫不猶豫地把工廠遷過去。
應該說，中國制造業所面臨的，是突變性的挑戰。就在兩年前，西方媒體還充斥了“中國制造”征服世界的喧囂，中國被描繪成從高科技產品到低端制造業產品都有主宰性優勢的“全能冠軍”。
而如今的新聞里，幾乎每天都是制造業離開中國的報道和討論。很明顯，西方企業界在尋求自己的供應鏈方面，正在完成一個巨大的戰略轉型。
他們把中國看成過去，把更窮、人口更年輕的第三世界國家看成未來。而中國面對這一改革開放以來最具挑戰性的經濟轉型，顯然準備不足，回應無力。
由于國家缺乏宏觀的戰略性設想，由于地方政府一味尋求政績工程式的短期“發展”，乃至在勞動力供應短缺的跡象已經相當明顯時，仍然試圖維持勞動力密集型的結構，希望以穩定匯率等等措施，把眼看就要失去的“比較優勢”固守到最后一刻，進而喪失了為技術升級進行準備的寶貴時間。
富士康就是個很好的例子。面對加薪潮，富士康的戰略是遷移至內地。但是，在中國的勞工結構中，不管到哪里設廠，也不可能在深圳用深圳的工人，在陜西用陜西的工人。
中國勞工的主力，是2.3億的流動人口。他們在深圳也好，陜西也好，追求的是相對接近的工薪。工廠的遷移，在勞動力成本上節省的開支非常有限。
而內地的工業基地在能源材料及成品的運輸上，成本要遠高于沿海地區。所以，僅從市場競爭的角度看，工業西進并不能挽救制造業的衰落，甚至延緩這種衰落也沒有太大效力。
富士康內遷的戰略，其實還是和各地方政府討價還價，在土地、稅收等等方面要來最大的優惠，以政企聯盟的模式經營，實際上還是維持著強制性的勞工制度。
《中國新聞周刊》報道了富士康北遷在河南影響的一個側影：
得知要去富士康實習半年的消息，鄭州交通技師學院09級的學生們就開始不消停了。按照學校的規定，最后一個學年是實習期，但他們的專業大多為汽修，與電子工廠并不相干。
……
在富士康的招工簡章中，招募的主要對象為各級各類職業技術院校實習學生、職業高中畢業生和未升入大學的高中畢業生，城鎮各類求職人員和農村富余勞動力以及復員退伍軍人、庫區移民、被征地農民。
職校學生自然成為此次招工的主力，鄭州幾乎所有職業學校均收到上級通知，要求組織學生到富士康實習。
在小禹所在的鄭州交通技師學院，學生們甚至聽到“不去富士康就不發畢業證”的傳言，而這一傳言據稱成為學生們不滿的導火索。
鄭州交通技師學院學保處處長王菲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學校并未強制學生到富士康，但實習是畢業的必修課，且有學分要求，如若不去富士康，可自行聯系實習單位。
與之相比，鄭州商業技師學校的學生似乎是這場風波的受益者，原本要求09級學生全部前往，但最終學校口風有所松動，有部分學生留守鄭州，等待學校通知。
他們所學的專業大多為財會、建筑、化工，與富士康的電子產業也無交集，但學生大多最擔心的仍是不去富士康可能對畢業造成影響。
學生們似乎并不關心富士康是否落戶鄭州，也對簡章中“鄭州廠區建成后可返鄭州工作”的說辭毫無興趣。
在他們看來，富士康流水線的工人只要稍作培訓即可上崗，而技師，則要經過嚴格的專業學習，其競爭優勢和職業前景顯而易見。
鄭州交通技師學院一位老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為了完成這項“政治任務”，他們要苦口婆心地做學生們的思想工作，開導他們這次是社會實踐活動，不僅能鍛煉個人能力，開拓眼界，增長見識，還為以后參與社會競爭打下基礎，“即使富士康名聲不好，但在這種企業經過磨煉你會多了不起啊，還會有一筆不小的收入”。”
2010年6月，《中國經濟時報》記者從鄭州市政府知情人士處得知，富士康落戶鄭州已成定局，“主要是看重了我們的人才支持。”
讀了上述的報道，你就知道這種“人才支持”意味著什么了。你能相信：這些技師學校的學生，面臨的是一個公平的市場競爭嗎?低薪經濟處處潛藏著這種“政治任務”。
或者說，創造低薪的“比較優勢”，在最近幾十年一直是彌漫中國的“政治任務”。這種“政治任務”也必然扭曲了市場。
所以，如果中國繼續在“襯衫經濟學”中固步自封，創造不出一個真正的市場經濟，衰落或將是不可避免之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