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12月15日凌晨，美聯儲宣布上調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25個基點，即從0.25%~0.5%調至0.50%~0.75%。這是一年來美聯儲第一次加息，也是10年來(本輪加息周期)第二次加息。美聯儲主席耶倫(Janet Yellen)表示，此次加息只是“美聯儲利率道路上非常小的調整。”言外之意，2017年美聯儲可能會再次或多次加息。美聯儲加息對整個國際市場資金流向、外貿業務及股市債市場的影響不容低估，那么，我國紡織業將因此受到怎樣的影響呢？
受提高2017年預期加息次數后獲得的極大提振，美元瞬間飆升至14年以來高點，而新興市場貨幣則大幅下挫跌出新低。美聯儲的加息一度使人民幣貶值到近10年來的低位，從理論上講，這對于出口企業來說是價格競爭上的利好，有利于增加我國對美國的出口，尤其是紡織、服裝等行業企業的出口，但紡織企業部分原材料和生產工具的進口成本將隨之上升。而當前形勢下美聯儲加息對中國紡織業的影響還需全面分析。
首先，進口美棉、澳棉等高等級高品級棉花的成本上升。美股、美元指數受美聯儲加息的推動大幅盤攀升，包括人民幣等新興國家貨幣貶值的壓力突出，進口成本不斷抬升，不利于棉花等大宗商品進口。考慮到特朗普的當選改變了貨幣政策的政治環境，赤字增大導致美聯儲急劇加息，因此擁有1%關稅內棉花進口配額的紡織廠、進口企業很可能在近幾個月加大外棉的簽約進口力度，盡快鎖定進口原料成本。當然相對于美棉、澳棉等，采購印度棉、烏茲別克斯坦棉等受美元指數大幅上漲的影響并不大(各國貨幣對美元都是貶值)。
其次，進口印巴、越南等產地外紗和坯布影響不明顯。從調查來看，2015年以來我國織布廠、貿易商采購東南亞棉紗一般都是直接下單給紗廠，基本都繞開國外貿易公司或出口商，而且以簽約“期貨”紗為主(進口的越南紗中約70%以上是中國企業在越南投資建廠返銷回國內)，買賣雙方直接“洽談”，一定程度上規避了美元匯率波動的風險，但因雙方貨幣的貶值幅度不一致或調整方向有可能不一致，因此2017年對中國采購企業而言，盡可能縮短下單期、提前裝船交貨或與國外紗廠協商鎖定匯率更有利于紗線、坯布進口。
再次，美聯儲加息并不意味著中國紡織品服裝出口“爆發”機會到來。雖然美指不斷爬高，人民幣持續貶值的趨勢不可避免(有專家建議在特朗普1月20日就職前，人民幣一次貶值到位)，有利于我國出口創匯，紡織品服裝出口快速反彈，但需要注意的是近期歐美日等國家先后“撕毀”WTO協議，拒絕承認“市場經濟國家”地位，仍然在反傾銷中使用“替代國”價格的做法，因此2017年歐美等發達國家層層設置進口貿易壁壘、頻繁對中國產品進行“反傾銷”措施、削弱中國產品出口競爭力和渠道的做法將更加“肆無忌憚”；而且由于2017年加息的時間點、加息力度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中國紡服企業、外貿公司須嚴陣以待。
從長遠來看，美聯儲的這次加息將會對中國紡織業帶來許多的不確定因素。中國銀行經濟師李海峰認為，美聯儲的這次加息，將加速資本的外流。從2016年年初，世界各國就為提振本國經濟而想盡辦法吸引資金，而到了年底，美國的加息又將導致各國的資本流向逆轉。
可以預見，進入2017年，將有大量的資本從部分新興經濟體、資源輸出國流出，使其本國貨幣貶值，債務負擔加重，進而引發局部地區金融動蕩甚至危機。這對于站在市場經濟前沿的中國紡織企業來說，本來獲得銀行的資金支持的機會就相對較少較難，如果整體資金趨緊，那么紡織企業的融資難問題將更加明顯。
據分析，隨著美國經濟復蘇趨于穩定，“美國制造”戰略的推進以及高新技術等帶來的成本優勢，尤其是美國加息后，美國債券收益率上升，未來全球流向美國的長期資本將進一步增加，還將極大地分流全球的外商直接投資。在這種情形下，我國紡織、輕工企業當下所面臨著勞動力成本上升和資源環境約束增強的壓力不僅不會改善，還會在雙重作用疊加下加速資本外流，從而無法形成合理的循環狀態，這將在很長時間內影響我國紡織、輕工、建材等行業的直接投資。
此外，美元升值將造成一些新興市場的企業信用評級下滑，金融環境惡化以及出口下降。但是，為保住市場份額，越來越多的新興市場國家，再加上東盟國家甚至日本、歐盟等發達經濟體也加入貨幣貶值的陣營，不僅會造成貨幣競相貶值，加劇全球貿易和貨幣摩擦，還將使人民幣兌歐元、日元、韓元及澳元等非美元匯率出現“過度升值”現象，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將大大拖延，那么紡織、輕工企業對歐洲、日本或其他國家出口所采用的人民幣結算，或將回到用美元結算的老路上來。
復旦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孫立堅認為，從貿易和海外投資來看，日后貿易保護主義必將抬頭，表現形式為高關稅的顯性壁壘和以侵犯知識產權、環境標準不達標等因素為由限制進口的隱形壁壘。對在美投資的中資企業的影響，將利好資金密集型的企業，利空技術密集型的企業。另外，美國將會要求中國政府對美開放本土的服務業和增加美國商品的采購。
孫立堅認為，從中長期來看，美貿易保護主義的推進力度和美國國內經濟的復蘇，尤其是就業問題的緩解，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將起到不可忽視的作用。從國內來看，取決于我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否到位，確保在開放的環境中中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得以提升、中資金融機構金融服務和金融風險監管及時到位、政府和市場良性互動的治理機制有質的改變。后者做得越好，對量化寬松緩慢退出的后遺癥以及外部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的挑戰就可以游刃有余地化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