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侈品牌建立在品質、傳統和手工的概念之上，這與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不謀而合。奢侈品牌一直以來都在扮演響應者，但是現在它需要轉換角色，成為創新引領者，來解決諸如可持續供應鏈等一系列問題，這是奢侈品牌力所不逮的領域，它常常犯錯。”達弗說。
奢侈品牌決心引領可持續發展
2013年，孟加拉國拉納廣場(Rana Plaza)制衣廠大樓倒塌，造成一千多名制衣工人死亡。不久前，哥本哈根時尚峰會(The Copenhagen Fashion Summit)就在拉納廣場事故一周年紀念日舉辦。如何提高服裝制造業工人的發展環境成為這次會議首先關切的議題。同樣重要的議題還有奢侈品牌對可持續發展的參與和行動水平。
奢侈品行業向來以在可持續發展問題上的不作為而受到指責。但隨著這個問題的關注度不斷攀升，一些奢侈品牌也開始投入到這項一直以來由大眾產品生產者主導的議程中。“如今高端設計品牌競爭激烈，光有好點子已經不足以成為佼佼者，你必須關注倫理規范和價值觀”，狄利斯·威廉(Dilys Williams)說，他于2008年創立了可持續時尚研究中心(Centre for Sustainable Fashion)，隸屬于倫敦時尚學院(London College of Fashion)。“五年前，可持續發展被視為一個供應鏈問題;現在，它是個設計機遇。”
開云集團(Gucci、Stella McCartney和Bottega Veneta等22個奢侈品牌的集團公司)的可持續發展官瑪麗-克萊爾·達弗(Marie-Claire Daveu)曾是法國政府部門的環境科學和公共事務顧問。對她的任用顯示出開云集團對可持續性發展的決心。達弗稱，開云集團的2012年行動計劃——即2016年之前達到減少碳排放、引入更多可持續發展實踐的目標——“受到各個品牌的支持，雖然支持的程度各異。例如，Stella McCartney向來堅持倫理道德，不使用動物皮革或毛皮;Gucci雖然一直是皮革的代言人，但我們引進了無金屬鞣劑，污染小，能減少30%的水污染和20%的能源消耗。”(這種新皮革技術已經投入使用，例如新款的流蘇竹節包，1530英鎊。)這種創新需要科學家來完成，去年開云集團在意大利北部的諾瓦拉(Novara)新開設了一個材料創新實驗室來發展新技術。與狄利斯·威廉一樣，達弗相信“可持續發展能帶來競爭優勢。”
“奢侈品牌建立在品質、傳統和手工的概念之上，這與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不謀而合。奢侈品牌一直以來都在扮演響應者，但是現在它需要轉換角色，成為創新引領者，來解決諸如可持續供應鏈等一系列問題，這是奢侈品牌力所不逮的領域，它常常犯錯。”達弗說。
各大品牌競相出招—從產品的環保到對手工藝的關注
時尚大亨“山羊絨之王”布魯耐羅·庫奇內利(Brunello Cucinelli)尋找原料符合可持續發展標準的蒙古紗，并將其用在大衣(3620英鎊)和輕質羊絨毛衣(1990英鎊)中。他為意大利翁布利亞(Umbrian)工廠附近的村莊投資建造了劇院及運動設施，供工人和當地村民使用，評論稱他的行為將打造一個“后代與地球和諧共存“的世界。
Bottega Veneta公司花了七年時間將意大利蒙特貝羅(Montebello)一處十八世紀邸宅改造成設計和樣品制作總部，該總部有著頂尖級的生態水準，已獲得LEED綠色建筑最高等級認證;75%的建筑材料是再生性的，樓內設置了雨水回收和太陽能系統。總部的公園也進行了生態化改造，確保野生動植物的生存環境。精巧構思的設計總部體現出Bottega Veneta嚴謹的品牌氣質，也暗示它對手工藝人才能的尊重。
Bottega Veneta主席馬可·比薩利(Marco Bizzarri)說，“論技術的重要性，手工藝人并不亞于創意總監。工匠們憑借雙手進行創新和制作，在能讓他們獲得自豪和滿足感的工作環境中，他們會制作出更好的作品(如新品多色圖案小褶皺連衣裙，5265英鎊)。對完美的追求既是一種個體策略，也是滲透在品牌方方面面的哲學觀。我們非常珍視手工藝人的價值，他們是我們的競爭優勢所在。”憑借這一點，Bottega Veneta 2013年收入超過10億歐元，比2012年增長近14%。最新數據表明，今年第二季度收入與同期相比增長超過20%。
哥本哈根時尚峰會的生態戰士利維亞·費斯(Livia Firth)是品牌顧問公司Eco-Age的創意總監，她發起“綠毯挑戰計劃”(Green Carpet Challenge，簡稱GCC)。這一計劃旨在將符合可持續標準的設計作品變成紅毯上的常客。她的第一次產品合作是Gucci的植物染色手袋(1550英鎊起)，該手袋在材料來源上具有不毀林性。去年，她與Stella McCartney合作，由一位設計師單獨打造了一個GCC系列服裝，主打是輕盈奢華的晚禮服(4285英鎊起)，晚禮服的制作混合了各種可再生絲印，尤其是生態蕾絲和巴塔哥尼亞(Patagonia)的可持續使用羊毛。
去年四月，Bottletop基金會獲得了GCC品牌標志。Bottletop手袋(595英鎊)將易拉蓋拉環和瓶蓋染成各種顏色，使用符合生態標準的皮革材料將拉環編織成復雜的樣式，而這些工作都由巴西薩爾瓦多(Salvador)居民，尤其是貧民窟居民完成。
官方可持續發展組織已經嗅到奢侈品牌的新動向，并開始與有意向的設計師建立聯系。因為抵制全球變暖而廣為人知的設計師薇薇安·韋斯特伍德(Vivienne Westwood)就是一位積極的合作者。她設計的“道德時尚倡議”(Ethical Fashion Initiative，簡稱EFI)系列手袋(Abstract Orb Weekender背包，230英鎊;釘珠手袋，160英鎊)深受收藏者的喜愛。EFI是由聯合國以及世界貿易組織推出的項目，它將全球發展中國家，甚至邊緣化國家的手藝人和時尚界頂尖人才聯系起來，為前者創造工作機會。EFI與薇薇安的合作中，由內羅畢的貧民窟居民及馬賽社區婦女將回收的手工印染帆布、皮革邊角料和廢棄金屬加工成裝飾品，完成了一系列的時尚手袋制作。
大眾反思推動時尚產業可持續發展
亞歷克斯·麥金托什(Alex McIntosh)是可持續時尚中心的商業和研究主管，他同時是Christopher Raeburn的常務董事，作為一名設計師，他的風格是使用可回收布料做成的運動風格系列(如軟金屬質感皮皮外套系列，475英鎊起;運動裝系列，395英鎊起)，麥金托什認為，“年輕人的價值觀已經轉變了，他們不僅關心環境問題，而且想為生活環境的改善做些切實的貢獻。‘理性消費’以及對長遠價值的投資正在取代非理性消費。我們的學生已經有這種觀念了。”
奧爾索拉·德·卡斯特羅(Orsola de Castro)，環保品牌From Somewhere創辦人兼倫敦時尚周Estethica可持續發展展覽合作創始人，她倡導將拉納廣場事件紀念日作為“時尚革命日”，以此來強調對工廠工人生存環境的重視。“拉納廣場事件促使顧客們，尤其是年輕的時尚人士，對所謂的廉價時尚和大眾‘奢侈品’進行反思。商業街只關注產量，而高端品牌則關注社會責任。”她相信時尚可持續發展最直白的表現就是“工匠”的復興，這個表示手工制作和粗糙的詞現在成為奢飾品的代名詞。
德·卡斯特羅將認真遵循手工制作標準的小品牌稱為可持續模式的一種，這種模式“相較于大品牌能達到的規模更小、更個人化。Albama Chanin公司在接到訂單后再進行制作，以節省庫存成本(繡花系列，700英鎊起);羅馬設計師弗拉維亞·拉·羅卡(Flavia La Rocca)使用回收布料，制作“一衣多穿”的服裝(比如可分解為短裙的硬挺白色長裙，245英鎊;可拆為上衣和短裙的連衣裙，345英鎊)。”
可持續發展時尚網站Gather&See的合作創始人斯蒂芬妮·霍格(Stephanie Hogg)說，“我們發掘并講述品牌——大都是英國高端品牌——背后的故事，這是顧客的要求，他們想知道一個品牌的背景。”在Bottega Veneta公司，比薩利同意這種觀點，“我們向公司的每個人強調企業價值觀，因為現在的顧客對品牌的背后的故事非常感興趣：一件衣服是從哪里來的?如何生產?”
來自體系和觀念的挑戰
時尚界的可持續發展有很多積極的力量推動，但挑戰也不容小覷。比薩利認為一個挑戰就是手藝人的減少，“這一代的手藝人在不斷變老，而年輕人都不再愿意做手工活了。”英國有小公司采取了措施進行應對：襯衫制作工匠艾瑪·威利斯(Emma Willis)招募當地的年輕人到她的工廠做學徒，工廠的工作環境和工作靈活性非常誘人。很多年輕人和城市顧客對她采取的措施表示認可。但是也有顧客仍然對可持續發展持有懷疑態度，而媒體對可持續發展的宣傳少之又少。 “很多雜志是廣告利益驅動的”，德·卡斯特羅說到，“因此年輕的環保設計師只能在社交媒體以及冷門的網絡雜志開拓自己的圈子。”
然而，最大的挑戰是德·卡斯特羅所指的“房間里的大象”，即那些明明存在，卻被刻意忽視的問題，如浪費行為、制造業監管不力以及快餐式發展的時尚體系本身。每個人都意識到解決的辦法非常遙遠。從奢侈品的角度看，達弗對于“新精神的流行和年輕人會普遍改變態度的預期”保持樂觀。麥卡托什的觀點則是務實的，“整個體系充滿漏洞，而體系的每個部分又串通一氣”，他說，“我們現在已經有了表達意見的方式，但是光追求生態效益是不夠的，必須采取根本的變革。”創立了可持續時尚中心以挑戰諸多產業既定規則的威廉則斗志昂揚， “我們應該設計一個針對過度消費的商業模式，時尚對于戳破繁榮假象位置恰當。”她說，“最大的挑戰是改變態度：我們到底需要什么?何時需要?我們必須從現在出發，放眼創造夢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