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上周2014春夏紐約時裝周的揭幕，各種真誠的評判和諂媚的奉承攪和在一起，像烏云一樣籠罩在互聯網的上空和時尚人士的心頭。還記得在1941年國際婦女服裝工人聯合會初創紐約時裝周之時，人們就曾滿腹牢騷地問道：“舉辦時裝周的意義何在？”而在互聯網技術日趨成熟、媒體角色轉變的2013年，更多的設計師和時裝從業人員開始反思時裝周的意義與存在價值——“我們需要時裝周嗎”這個問題再度被提起。

　　早在今年年初的一次采訪中，美國版《vogue》的創意總監格蕾絲·柯丁頓（grace coddington）談到時裝周時，用酸酸的語調談道：“如今的時裝周，有太多無關的人參與了。”上個月時尚評論人蘇熙·曼奇斯（suzy menkes）在《t》雜志上也厲聲發問：“誰還需要時尚，誰還渴望多看一場走秀？”與媒體人士言論上的反思不同，真金白銀地掏錢辦時裝周的品牌，可不只是談談這么簡單。2014春夏的紐約時裝周，在紐約時尚界德高望重的奧斯卡·德拉倫塔（oscar de la renta）大幅縮減辦秀預算，并且將嘉賓人數控制在350人，他在《wwd》的采訪中說道：“這個行業的專業人士不應該達到3萬人那么多，有1萬人都在給和時裝根本沒有關系的人拍照。”與德拉倫塔縮減開支的行為形成奇妙呼應的是，美國版《vogue》主編安娜·溫特（anna wintour）一手操辦的“摩登不夜城”（fashion‘s night out）紐約特別活動也緊急叫停。這一市場活動的出發點是刺激消費市場、培育時尚信眾，但卻不得不在平淡無果和品牌方的心力交瘁中告終，令那些喜歡看名利場中熱鬧的人們亦只能借著回憶，重溫如煙火般絢爛的往昔了。

　　時裝周本來只是普通的行業展覽，就像每年的面料展、紗線展一樣，每個人都能聊兩句，其低門檻的屬性再加上與名人、名流之間相互造勢的操作方式，令它很快就演變成了具有極大娛樂性的大眾消費項目。早在互聯網崛起之前，時裝編輯通過自己的審美視角，將一個個時裝展示，融合編排成雜志上一頁頁的內容報道，同時參與的買手則為未來一季的銷售做好采購工作。大眾可以將時裝雜志和店鋪里的貨品，相互比對，以確保自己的購買行為適合潮流，也適合自己。但是社會環境的變化、社交媒體的突飛猛進以及商業利益的驅使，讓游戲的規則發生了變化，大眾幾乎可以跟在場的專業、非專業人士同步看到秀場的狀況。而且閱讀形態的多樣化，也使得時裝雜志的吸引力迅速下降，大量紙媒的不斷關閉就是證明。與目標群體遺失形成對照的，是品牌對于秀場逐漸失去了掌控力。譬如2014的紐約時裝周，短短9天，有超過350場秀要舉行，設計師對這種大規模的混亂叫苦不迭。“一場秀結束，下一場秀馬上就要開始，他們匆匆把你打發走，就像婚禮承辦人一樣。”定期在紐約時裝周上報到的設計師王薇薇（vera wang）如是說。且如今的設計師大部分都隸屬于大集團，每年都必須操作早春、早秋等系列，根本沒有時間去真正思考一個系列，所以就更別說一場大秀了。

　　有不少人認為，造成時裝周病態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如今去看秀的人魚龍混雜，實際承擔時裝報道和采購任務的觀眾數量逐漸萎縮。一大堆自我推銷的偽專業人士，他們身著奇裝異服，毫無品位，想依靠一些看似瘋狂的舉動，吸引大眾的目光，以達到營銷自己的目的，例如國外的bryan boy以及國內的韓火火都是這個路線。除去這些自娛自樂的人士之外，還有大量被請到時裝周上的明星，譬如今年的紐約時裝周，眾多品牌迫于曝光的壓力，不得不牽手時裝媒體邀請一些具有話題性的明星去看秀，《grazia》、《femina》這些已經操作得很成熟的媒體自然不需多言，今年加入混戰的還有日系雜志的代表《米娜》以及本土社交網站p1。整個操作的過程無非是想達到雙贏的目的，品牌出資促成這個項目，藝人可以借機提升自己的形象，為未來的商業代言鋪平道路。而媒體可以喜獲兩方的利益，話題性和潛在收益都有增加。但是這些投入會不會轉換成切實有效的銷售，其實誰都不是很確定，更多的品牌只是因為“上了賊船”，下不來了而已，迫于同行的壓力，只能硬著頭皮去做。

　　時裝周的上游、下游以及其本身，都在科技和社會文化的壓力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它之于整個行業的價值也正在轉移，變得模糊不清。當原先賴以生存的土壤已經被挖掉一大塊時，時裝周勢必要在形式上有所突破。但如何改變、升級？能否重返“接地氣”的老路？這一切都是未知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