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輿論關注的熱點，對此存在不同的理解和爭論。中國的經濟改革，從來是問題導向的。供給側改革要改什么，要看中國經濟運行和發展面臨的要害問題是什么。

　　中國經濟已經進入新常態，正處在由１０％左右的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的轉換過程之中，背后則是結構、動力、體制政策環境的轉換，由此也可以稱其為“轉型再平衡”，即由高速增長平臺上的供求平衡轉向中高速平臺上的供求平衡。以往長時期支撐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基礎設施、房地產等相繼出現歷史需求峰值，出口的高增長也由于國內要素成本和匯率上升而難以為繼。在需求增速回落的同時，供給側相對應的重化工業也開始調整，但調整幅度遠不及需求回落幅度，于是出現了嚴重的產能過剩，并引發了ＰＰＩ超過４０個月的負增長，今年９月份的ＰＰＩ同比下降－５．９％，導致了中國式的結構性通縮。與增速下行壓力相比，更具挑戰性的工業企業利潤超過一年的負增長。利潤負增長非同小可，持續下去將會加大金融財政風險壓力。最新數據顯示，這種負增長仍在加劇。分析顯示，煤炭、鋼鐵、鐵礦石、石油、石化、建材等過剩最為嚴重的行業在ＰＰＩ和利潤下降中占到７０％以上的份額。

　　中國經濟達到中高速增長平衡點，將會有兩個“底”。一個是“需求底”。房地產投資增速已經由以往的高增長回落到最新的月度同比負增長，當房地產投資增速由負轉正時，將是房地產投資乃至中國經濟從需求側來看的經濟增速觸底的信號。估計這個“需求底”有較大可能在明年年中左右看到。另一個是“效益底”，即工業企業利潤增速由負轉正，并保持可持續的增長。這個“效益底”的出現，直接取決于減產能的力度和進度。但目前來看，仍有相當大的不確定性。如果“效益底”滯后于“需求底”遲遲不能出現，經濟很可能落入低效益、高風險的特殊困難時期。

　　擺脫這種困局，首當其沖是高度重視并大力度減產能，同時解決其他領域“低效率洼地”問題。這樣就涉及到需求側政策的局限性。供給和需求是現代經濟活動互為關聯的兩個方面。所謂“三駕馬車”是對需求側消費、投資、出口活動的通俗描述。有人以為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否定“三駕馬車”。這種看法會導致誤解，而且低估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意義。解決中國經濟當下面臨的轉型期結構性問題，需求側政策并非不可用，而是不能只靠需求側政策，也難以將其作為重點。例如，對一個時期以來的通貨緊縮現象，主張放松貨幣的聲音很大。向成因看，中國目前的通縮與某些西方國家曾經出現的通縮全然不同，不是由于流動性不足，而是源于增長階段轉換期的結構性嚴重過剩。對此類通縮，僅是放松貨幣不大可能有效，這正是近些年連續降準降息、過剩問題有增無減的原因所在。在增長階段轉換的大背景下，需求側的刺激政策主要是防止短期內增速下滑過快，而不可能通過刺激政策使過剩產能不再過剩。這個“度”過了，所刺激起來的很可能是短期內無現金流和經濟效益、長遠效益和社會效益也難以確定的低效或無效投資。另一個同樣不能忽視的問題是，注意力放在需求側刺激上，很可能錯過減產能、實現轉型再平衡的有利時機。

　　在這種情景下，供給側改革的必要性、緊迫性顯而易見了。供給側改革也有宏觀和微觀之分。供給側改革不排除宏觀政策的必要調整，比如采取供給學派所強調的減稅等措施，但重點還是在微觀層面，通過實質性的改革措施，進一步開放要素市場，打通要素流動通道，優化資源配置，全面提高要素生產率。具體地說，優先和重點的改革領域包括如下幾項：

　　第一，對減產能要采取果斷管用辦法，在一定時間內取得實質性進展。理想辦法是通過市場化的優勝劣汰擠出過剩產能，但在現有體制條件下，尤其對國企占主導地位的重化工業領域，市場機制作用有限。可考慮由國家層面確定減產能總量，按現有產能將減產配額分配到各地，同時允許配額交易，這樣優勢企業可以不減，還可以去買劣勢企業配額。同時在解決“人”和“債”問題出臺得力政策，如將部分國有資本轉入社保基金，解決職工安置問題；對相關銀行壞賬允許核銷等。同時要推動優勢企業主導的市場化的兼并重組。

　　第二，進一步放寬準入，加快行政性壟斷行業改革。放寬準入，既要“放小”，更要“放大”，在行政性壟斷問題突出的領域，如石油天然氣、電力、電信、鐵路、醫療、教育、文化、體育等領域，引入新的投資者，鼓勵和加強競爭。有的領域，表面上看投資已經不少了，如果放寬準入，還有降低成本、提供效率的很大空間。我們現在最需要的是，那些能夠真正提高效率的投資。

　　第三，加快城鄉之間土地、資金、人員等要素的流動和優化配置。中國城市化還有很大發展潛力，但重點不在現有的大城市，而在大城市之間。要把以往孤島型城市轉變為網絡型城市，進一步拓展城市帶、城市圈，在大城市之間帶動大量小城鎮發展，推動互聯互通和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帶動人口居住和產業布局的再配置，由此將可引出可觀的基礎設施和房地產投資機會。農民要進城，城里的人員、資金等也有到小城鎮和下鄉的意愿，要下決心打破城鄉間土地、人員、資金等要素流動、交易、優化配置的諸多不合理體制和政策限制。農民所擁有的資產只有在確權的基礎上允許流動、允許交易，價值才能充分顯現，利益才能得到真正維護。

　　第四，加快產業轉型升級、精致生產。盡管服務業比重超過制造業，但制造業仍然是國家競爭力的核心所在。服務業中發展潛力最大的生產性服務業，直接服務于制造業轉型升級。必須牢固確立制造立國的理念和政策導向，推動制造業由粗放經營轉向精致生產，倡導“工匠精神”，把活兒做精做細，提高附加價值比重，向全球價值鏈的中高端提升。借鑒日本等國的成功經驗，全面實行加速折舊政策，此舉相當于向企業減稅，同時起到促進設備更新、擴大投資需求的多種效應。

　　第五，尊重創新規律基礎上培育創新環境。與模仿為主的發展相比，創新面臨的不確定性大大增加。必須通過市場上的大量試錯，提高創新成功的概率。政府習慣于居高臨下地做產業規劃，但創新從本質上說是很難規劃的，最重要的著力創造有利于創新的環境，包括保護產權特別是知識產權，穩定企業家、科研人員的預期，排除泡沫經濟的擾亂，促進創新要素流動，培育人力資本，改造金融支撐體系等。要把培育創新環境與地方競爭結合起來，推動形成若干個有吸引力、影響力的創新中心。

　　以上重點領域改革，集中于要素市場，這將是供給側改革的主戰場。過剩產能、低效無效要素要出去，有競爭力的、創新的要素要進來，通過生產要素的進一步解放、流動和優化配置，攻占經濟生活中仍然隨處可見的低效率洼地，形成全面提高要素生產率的新格局。

　　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企業盈利水平是需要特別關注的核心指標。中國經濟轉型，一定意義上說就是企業盈利模式的轉型。增長速度和效益的關系相當復雜，在特定增長狀態下，存在著一個最優結合點。上面的分析表明，存在嚴重過剩產能的較高增長速度，將會降低企業利潤，這就存在著穩增長與穩效益的矛盾。只要企業盈利處在一個正常或改進的狀態，增長速度高一點、低一點就不會成為很大問題。也可以說，與企業好的盈利狀態相對應的速度就是一個合理的、好的速度。我們曾經提出過“企業可盈利、就業可充分、財政可增收、風險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資源環境可持續”的“六可”目標，其中核心是企業可盈利，這一條好了，其他幾條才有保障。供給側改革是否深入并取得成效，企業盈利水平將是一個關鍵的度量指標。

　　對于供給側改革，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到十八屆五中全會已經講了很多，大的部署都有了，關鍵是要把文件變成實踐，頂層設計和基層試驗互動。頂層設計主要是管方向、劃底線。改革中到底哪些措施真正有效管用，還是要給出地方、基層和企業更大的空間來試驗，通過試錯、比較、改進，找出符合實際、確有實效的辦法。這也是我國過去３０多年改革開放最為重要的一條成功經驗，應該說現在依然適用，并可在實踐中進一步拓展和提升。